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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信息化，注重的是“人”，而不是“业”。在我围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电子商务化”写的所有文字中，有一根红线，就是“人”，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在人文学科中最顶层的一门学科即“人学”的领域在思考、在探索。

我们曾议论过，在农业文明中、在工业文明中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把人不当人待”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把人不当人待”的现象，并普遍、长期的存在，而且周而复始地改变着它的表现形式。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过去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中，社会整体上注重的是“业”，“业”是社会发展的首要、直接、最高的目标，“人”服从于“业”，“人”的发展服从于“业”的发展、服务于“业”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从来就没有成为过社会发展的首要、直接、最高的目标。

农业文明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帝王的“江山”、“基业”能够“千秋万代”。尽管朝代在不断地更替，国王、君主、皇帝也在不停的换人，但每一个朝代的目标都不曾改变，都希望自己的江山永固，祖宗立下的基业能够延续“千秋万代”，甚至希望国王、君主、皇帝长生不老，万岁万岁万万岁！从来没有过以人为中心、将人自身的发展奉为目标，而培养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王、君主、皇帝们的“江山”、“基业”。

而在工业文明中，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工业化，是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堆砌、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之中，这个目标还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不断增长，资本的不断增值；在一个个国度中，这种目标还表现为国家的强盛、国力的强大。在我们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自1949年以来，依然一直是以“经济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最高目标。

当“业”与“人” 不发生冲突时，相安无事；当“业”与“人” 发生冲突时，那结果就是牺牲“人”而服从“业”。

在农业文明的发展中，朝代的更替，最深层的原因是对平民百姓的压榨到了民众不能承受的程度；新朝代出现后，又往往先是轻徭减赋，尔后是越来越加重盘剥。如此周而复始，在“业”与“人”冲突与平息冲突的交替中，始终是在维护和实现着“业”的目标，而总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与发展。

在工业化文明的发展中，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城市化的发展方式，更是一种“物”的堆砌；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追逐的是资本的不断增值。普遍地以无节制地占有物质财富的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其结果一方面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载体的现代化的实现，另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也不断地发生着“业”的目标与“人”的目标的冲突，也是在冲突与平息冲突的交替中，始终是在维护和实现着“业”的目标，而总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与发展。

也许有人会说，实现“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就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吗？在我国，还有好多国家不是都在提出“以人为中心”吗？

真的吗？非也！

然而，我从中看到两点：

第一，即便是有好些国家提出了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福祉，“以人为中心”的口号，甚至写入《宪法》之中，但也并不意味着已经将人自身的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并不曾也不可能改变工业化文明中选择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的逻辑。

第二，我们要看到，提出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福祉，“以人为中心”一类的口号或目标取向，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它代表了一个趋势：将人自身的发展作为最高社会发展目标的时代快要到了。

在全世界进入工业化后期时，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后，世界上兴起了 “社会指标运动”，举起了“以人为中心”的大旗，强调要以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指标的中心或出发点。

社会指标是指定量分析、描述和评价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变化特征的一种尺度和手段，1966年美国出版的《社会指标》一书认为：“社会指标是制定社会规划和进行社会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统计指标对现状和未来作出估价，对具体计划进行评价，并确定它们的影响。”

社会指标的设计和研究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1966年美国社会统计学家R.鲍威尔等人率先发表了《社会指标》一书，随即，当时的美国总统组织了“社会指标工作委员会”，并发表了第一份政府社会指标报告。上世纪70年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社会指标设计高潮，继1973年美国政府编制的社会指标体系出版后，英国发表了《社会趋势》，日本政府制定了《社会生活统计指标》，苏联及经互会国家也提出了《社会统计基本指标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制定了“社会人口统计体系”。世界银行、世界健康组织、联合国等多个国际性组织每年都向全世界发表有关社会指标体系的统计资料和分析报告。

这一场“社会指标运动”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它推动了100多个国家在上世纪70、80年代纷纷地设计出“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用来反映以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动态变化，旨在指导全社会努力地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中国是在1982开始研究社会指标的。而这之前，从1953年，每年只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只有经济发展指标，而缺少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体系化的观察与评估。。而从1982年年底北京举办了“社会指标及其应用研究班”之后，社会指标研究在全国普遍地展开了。

在1983-1986年间，中国引入了世界上通行的一、二、三产业的分类方式和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方式，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的战略导向。国内有不少的机构投入力量着手社会指标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提及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两件事：

在1984、1985年时，当时的国家计委决定展开社会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制定国家的社会发展计划。这个课题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社会事业司主持，江苏省计委是课题参加单位，我当年有幸应江苏省计委的借调，参与了这项课题的研究。我先后在泰州、常州参加了课题组的调研和研讨会。

常州的会议，是课题完成、成果总结的会议，对课题的成果进行最后的评审，形成了一个社会事业发展指标体系，并决定上报给国家计委审定。1985年在编制第七个五年计划时，就是用了这个课题的成果，我们国家从单纯的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转为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可以说，当年的这项课题的研究，是我国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开端。

1987年，我参与一个“现代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承担了江苏省科委所组织的一项“现代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软课题研究。并于1990年提交了研究报告，在这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出《现代城市管理与调控》一书，由沈进先生担任主编，于1991年4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课题研究最主要的成果是提出了一套“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在阐述设计这套指标体系的中心思想时，书中写道：

“70年代后国际上出现的社会指标运动，举起了‘以人为中心的’大旗，这是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主体’、‘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思想的弘扬。我们认为，研究‘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人为中心’，依然是基本的出发点。作为对‘以人为中心’思路的补充，还应当确立‘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的基本思路，把‘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放在‘以人为中心’同等的位置上，构成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及设计指标体系的中心思路。

 “我们提出把‘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同‘以人为中心’并列为‘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中心思想。它们之间是统一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最终是为了人，而在‘一切为了人’的最终目的之下，强调‘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才是完整的。为了反映这里的思路，‘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在重点反映人的自身发展、人的生活质量、人的社会结构等内容的同时，反映城市的技术装备、自然物质结构及它们的运行实绩对人的发展、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等也突出地反映出来。”

当年的这个“现代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主要就是对“人自身的发展”状态的描述。只是在那时，还没有信息化这个重大的创新和广泛的应用，还没有信息化对整个社会通透的改变。现在，可以按这个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思路与框架，根据信息化的发展而重新设计具体的指标，从而对信息化时代城市社会发展状态进行适时的分析与评估，还可以在这个思路与框架的指导下，分别设计出“建制镇”和“乡村”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旨在提高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的运动与努力，也确立了好一些相关的指标来指导、来推动、来考核，尽管在这些运动的推动之下，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也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以为，全社会、全世界依然没有将“人自身的发展”作为首要、直接、最高的目标。

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将“人自身的发展”作为首要、直接、最高的社会发展目标？以我说，在信息化文明的建设发展中，将实现这一目标。或者说，在信息化文明的建设发展中，要确立起将“人自身的发展”作为首要、直接、最高的社会发展目标。

我为什么说，到了信息化时代、在向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的创新建设之中，在信息化文明的发展之中，社会整体上注重的是“人”，“人”是目标，“业”服从于“人”。“人自身的发展”，将第一次的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直接、最高的目标。是基于以下的四个基本的方面的所具备的条件而推断的，或者说，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必然地推动“人自身的发展”成为首要、直接、最高的社会发展目标

其一，工业化所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所生产的物质基础、物质产品，已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

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包括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不包括过度消费和浪费的需要。生存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的基本的需要，一是要遵循“够用即好”、“适用即好”的原则，二是要与时俱进地提高生活的品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这两个方面之间把握好度，避免过度消费和浪费。发展的需要，首先包括教育的需要，我一直呼吁，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做到从幼儿园到大学本科的义务教育，理当尽早实行；包括免费医疗，那更是理所当然的了；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包括休闲旅游生活的需要。等等等等。人的发展的需要，则应当尽最大的可能来满足。

300多年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非常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庞大的生产能力。以2020年时全世界的物质生产能力、所生产的物质产品的总量与结构来看，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已是具备了的了。以中国为例，其物质基础与物质产品总量按人均水平来评判，已经是能够满足14亿人的需要的了。

而在现实生活中，最最需要的不是扩大生产的规模，而是要改变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确立和践行“劳动力所有权及实现”的逻辑，完全地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

其二，智力型劳动力资源已成为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主体。

这一个条件不用太久就要实现。智力型劳动力资源已成为全社会劳动力资源主体最基本的标准是劳动力人口中大学（大专）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

以中国为例，在2020年，每100个人中，高中及以文化程度的人有30个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8亿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亿人；在校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总数约2亿人。动态地预期，中国大约再有10年的时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为6-7亿人，其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大约为3-4亿人。到那时，就可以达到“劳动力人口中大学（大专）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的这个水平。

其三，信息化技术（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等及以后最新的技术方式）的进步达到“天地互联”的程度。

我们现在的信息化技术水平是在“万物互联”的阶段，不久的将来必然地要发展到“天地互联”阶段，现在用的宽带网络，都是从地面铺设的，属于“地网”，也就是主干线都是在地球表面，科学家们正在打造的是“天网”，也就是说要把网络的主干线铺到天上去。

互联网巨头和科学家们，是想在低空、高空、太空和地面之间，构筑一个天地互联的互联网，到那时“天网”和“地网”融合一体、多种类型的网络混合、各种设备自带热点组成的局域网络，将会把所有设备联系起来，成为未来最广泛的应用生态。这就是“天地互联”。有一点可以肯定，也许在十年左右，“天地互联”的信息化技术条件就会实现，它将给我们这个世界所带的改变，也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这一条已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四，人的劳动可以整体地进入到“自觉”劳动的程度。

当智力与智慧、人的创新、创造的能力成为每个劳动者的主体资源，当智力资源已成为全社会劳动力资源中最主要的占主体地位的资源时。自然地出现一个趋势：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更多的从事和承担智力型的劳动。

当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的运行与发展，主要的是依赖于人的智力、智慧，人的创新、创造能力；当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大量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与方式，已经并还将让更多地将劳动者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出更多的智力型的劳动的岗位和机会。这就为更多的人从事和承担智力型的劳动成为可能。让更多的人“从事和承担智力型的劳动”，这也将成为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在以人的智力为主要资源的条件下，劳动是人的首要的自主自觉的行为，这个时代的劳动的最突出的特征，是“自觉劳动”。

什么是“自觉劳动”？用抽象的理论语言来表达： “自觉劳动”，就是在“自愿、自主、自由、自立、自律、自组织、回归自然”的劳动方式中的劳动。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自觉劳动”，是快乐的劳动；“自觉劳动”，是自愿地，充满兴趣地的劳动。

我们中国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劳动力人口都已经进入到“自觉劳动”的程度，没有！远远没有。在8亿多的劳动力人口中至少还有5-6亿人，是在雇佣劳动的方式中劳动，是在类似“996”的方式中劳动，谋生依然是第一需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8-10年的时间中，中国就有了让人大多数的劳动力人口在“自觉劳动”的状态中从事劳动的条件。而能否实现这一要求，那就要看社会上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中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了。

这四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同时又是客观的，必然的。它们遵循着一个统一机理，或者说它们在表达着一个最深层的逻辑：实现“‘自由时间’—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为与时间”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

我曾经说过，人的最大的自由是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这个自由，在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条件下应当能够实现，但它并不能孤立的实现，而是要在一系列已经具备和即将具备的条件、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而实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社会中的最深层的机理，也就是人们普遍地不再以无节制地占有物质财富的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而改变为以实现“自由时间”—“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为与时间”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

对这样一条最深层的转变，我们已经在当今人们的大量的行为与意识中，充分地看到了它的预期：

如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在悄悄的转变，更多人在选择灵活择业、自由择业，更多的人在依托互联网的大平台，让自己成为“自由人”；

如越来越多的人对金钱看得越来越淡，对健康看得越来越重，对生活的自由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生活、休闲式生活、旅游式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多样化；

如60-85岁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劳动方式）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他们是在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比较自由地选择其行为方式、选择释放自己的时间方式。

当然，还能列举许多。所有这些，从最深层上讲，表达的就是以“自由时间”—“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为与时间”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

“重人轻物圣贤道，重物轻人俗人心”，人和物，孰轻孰重，关乎对人的认知，关乎人的生命哲学。

从“以无节制地占有物质财富的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而转变为以实现“‘自由时间’—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为与时间为最大的冲动与欲望”，这是人类自身进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他表达人性在摆脱对“物”的占有所具有的种种贪欲，摆脱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中对人的“异化”，从“重物轻人”而走向“重人轻物”，让人真正地成其为人。

在信息化时代，“自由时间”—“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为与时间”，成为人的最大的冲动与欲望，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社会最直接的内在动力。有一个自由学者叫萧三匝，他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字，题目是《我们还是把互联网思维看小了》，文中有一段话：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我会说，这是一个人人觉醒的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时代必将诞生新的奇迹，因为它充分激发了个人的主体性。从商业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所以它对每个人都意味着机会，面对再一次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是“把人当人待”，也就是让每一个人真正地站立起来，他能够自主地、自觉地、自律性的决定、选择和支配自己的生活。所以，“人自身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直接、最高的目标，也就自然地成为大势了。

那么，应当如何地来理解“人自身的发展”？ 我认为最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比这一表述更精辟、更精准的了。

首先，是每一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的发展，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小部分人的发展。而在信息化时代，每一个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发展，是其智力素质的提高，是在健康体魄的基础之上，让每一个人拥有相当并高于大学专本科的智力素质。如此说来，当已经具备了客观条件（现有的高等院校已能够容纳所有的初中毕业生）时，就应当毫不迟缓地普及大学的教育，将大学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其次，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每一个人都要有选择教育的自由，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有选择自然生育的自由，有选择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当然，与之对应的，是在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中也有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的自律。

在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下，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这“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文明中社会发展的首要、直接、最高的目标。

从老子的“大同”思想，到马克思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再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地为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服务”，再到信息化时代的“协同集成趋同化”。这是不是隐含有一条脉络，随同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演进？！到了今天，在向高度 发达的信息化的发展中，将自然生成出“人自身的发展”最现代的、最智慧化的“自组织化”的环境。到了今天，在向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的发展中，人自身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就将自然而然地上升到整个社会的首要的、直接的、最高的发展目标。